文：白爾雅／馬偕醫學院全人教育中心、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
我在2010年至2011年間訪談了15對女同志伴侶，她們平均年齡33歲，關係持續平均7年。當時台灣社會偶有對伴侶制度、同性婚姻或修民法的討論，卻一直沒有成為檯面上的主題。我完全不知道2013年會有多元成家法案（其中一個法案還通過了一讀），2016年婚姻平權重新進入立院，也不知道2017年5月大法官會說「民法禁止同婚是違憲」，甚至根本無法預料到2018年還有公投反同大驚奇！
我的受訪者們，都有做過「承諾」，有的也有舉行「承諾儀式」，但他們都沒有在國外登記過結婚或伴侶關係，所以這樣的承諾並沒有法律的支持或約束。如果愛戀之路無法將結婚當做選項，她們對於承諾、儀式的想像，會是什麼樣子呢？有人希望法律可以允許同婚，因為它是一種制度化的保障，但是也有人認為，即使同婚法案通過了，仍會猶豫是否進入婚姻。為什麼？
以下我根據訪談的故事，整理出三種承諾的形式，不過我們必須注意，同一對伴侶可能經歷過許多種的承諾形式，承諾的儀式也可能在不同的交往時期有不同的表現方式。
◎妳愛我、我愛妳，這樣就夠了：私下承諾
兩人是否要公開舉辦婚禮，不一定有一致的想法，例如想要舉辦婚禮的Jules，用充滿幻想的語氣說，「我們可以不要現在（結婚儀式、婚禮）啊，我知道這是很久以後才有可能，如果有生之年等得到的話。」Nic雖然想要滿足伴侶的期望，但他會擔心，如果大張旗鼓地結婚，等於是對父母出櫃了。由於台灣流行婚紗照，Nic認為這應該是與婚禮概念最接近又可行的方式，所以後來Jules和Nic到攝影棚，拍攝了一組情侶照，但並不是穿著婚紗或禮服，來作為一種類似的儀式。
我的訪談資料顯示，不論是否已向家人出櫃、或者是否願意與朋友分享喜悅，受訪女同志伴侶所採取的承諾儀式大多是非常私人的，彼此對關係的承諾和確認關係的儀式，都少有其他人的參與，許多受訪者不約而同表示「我們不喜歡太高調」。
這種私下的承諾，不會因為少了父母同意或法律的認可，而減少了承諾的意義、重要性或約束力。換句話說，做出生命中重大的決定，要與愛人相守到老，並不需要誰的同意、認可或是支持。私下承諾的儀式，雖然只有兩個人，但形式可以很自由，可能充滿驚喜創意、也可能與日常生活一模一樣，沒有任何驚奇。
◎向世界宣告我們的愛：公開儀式
公開的承諾儀式通常目的是昭告諸親友兩人的關係，另外也有見證即約束的意味在。對於藏在櫃子裡的關係，她人知情與支持是非常具有意義的。例如Helen跟Jessica，從交往開始就沒想過要分開，但若要進一步積極承諾未來，Helen則希望Jessica跟父母出櫃。她用開玩笑的方式說：「不講怎麼會有嫁妝呢!」，但是隱藏在其中希望被對方父母接受的心意，卻是很沈重的。在此，Helen和Jessica對於「公開儀式」的意涵，是指向父母親友公開，透過對父母出櫃，來表示對彼此關係的長久承諾。
另外一對伴侶Luce和Rachel在一起已經13年了，她們對於公開儀式的想法很不一樣。交往半年時，她們邀請一位朋友來見證兩人交換戒指的小儀式。某日，Rachel的父親在家族聚餐上，慎重地向Luce舉杯，說「我女兒以後就交給妳了」，這是她們的關係正式被家人公開接受。交往10週年，她們邀請眾多好友來參加party，慶祝她們交往了這麼長時間，也跟身邊的好友一起分享這段時光。有趣的是，受邀來參加的朋友們，理解成這是她們的婚宴，全都準備了紅包。
這三個關鍵的「儀式」（戒指、父母公開祝福、party），對她們而言，各有什麼意義呢？即使家人認可和朋友參與的宴客，是關係中很重要的里程碑，卻不是代表承諾的儀式；透過戒指交換小儀式，她們藉此確認一輩子的關係，戒指配戴在左手無名指才是象徵彼此之間的承諾。
◎超越承諾的外在保障：制度性承諾
Clarissa和Sally，則堅持合買房子一定要登記兩人共同擁有，作為彼此的保障以及老年生活的規劃，買房子之後分手更難，因為財務上的法律關係使得兩人更加緊密。她們二人並不響往舉辦婚禮，認為它只具形式卻沒有實質法律保障，他們認為，拿起印章蓋在房契和貸款手續時，這就算是一個承諾的儀式了，不過這個動作還是令她們覺得「更加」承諾彼此。
Jules和Nic互為保險受益人，希望能為沒有名分的彼此保留一點權益。買保險也有「眉角」，根據她們的經驗，要找「懂狀況」的業務員才會願意配合將「朋友關係」的兩人寫在受益人欄位。
不論採取什麼樣的承諾儀式，私密的、浪漫的或是多有創意，大家關心的議題都是很實際：繼承遺產的權利、老年生活的保障和照顧工作、一個人先離世了另一個人怎麼生活，這些實際的生活議題和承諾本身是不可分割的。在法律面的缺乏下，採取上述那些「自救方案」，便是受訪者們在困窘的現實中努力擠出的希望。由於不知道是否可以有制度保障的婚姻，非異性戀者承諾的形式就是素樸地反映出個人生活與感情關係之間，多樣且不同程度、不同時期的連結方式。
◎選擇不要婚姻，跟被迫不能婚姻，完全不一樣
但是也有許多受訪者認為，雖然認同婚姻平權的概念，也希望自己和另一半能夠受到法律保障，但是法律承認所代表的公開性，卻也是使她們猶豫的原因。對於尚未對家人出櫃的、在職場上有顧忌的，公開婚姻是更深一層的挑戰，它意味著同性關係的曝光，想要得到法律保障與跟保有性傾向的隱私，竟成了荒謬的兩難問題。
所以我們不應該問：為何某些同志「不喜歡太高調」？而是該問：相愛的兩個人，為什麼「不想」要讓關係公開呢？婚姻平權的議題，使得私領域的性和親密實踐，被放上公領域的檯面上觀看、討論，這個過程剛好可以拿來測試一個社會對於性少數的友善溫度。
在當前國家積極介入個人婚姻的體制下，親密關係權益是否受法律保障，也會影響個人對關係承諾的概念。雖然婚姻不是親密關係必然的結果，也不是承諾的終極型態，然而在法律關係中，可以選擇卻選擇不要的情況，與沒得選擇只好選擇不要的情況，是有所不同的。因此，性少數選擇不進入婚姻關係，跟異性戀選擇不進入婚姻關係，是完全不一樣的。
法律認可不見得能夠使得親密關係變得更順利，然而制度保障的性親密公民權，則讓不同性傾向的人，多了一樣的選擇機會，這也是為何我們支持同婚的重要理由。
（本文原載巷仔口社會學，經作者授權轉載。）